（三）关于“情”与“礼”

吕坤曾作《四礼疑》《四礼翼》，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。在《闺范》书中，他也继承儒家重视礼教的传统，教导女子要做到言行合礼。然而，他又指出礼法不能违背人情。上文已述及，他认为休弃“无子”“有疾”的妇人是“于情未安”，尽管传宗接代、宗庙之礼很重要，但也应该妥善地处理好相关问题。可见，他并不同意出休“无子”“有疾”之妇。此外，他对于传统礼法关于“女有五不取”的规定也是有所质疑的。《闺范》摘录了“女有五不取”条：逆家子，不取；乱家子，不取；世有刑人，不取；世有恶疾，不取；丧父长子，不取。“取”即“娶”，礼法规定出现以上五种情形的女子不能娶进家门。吕坤评论道：“此五不取，惟乱家犹有可择，然子顽烝于宣姜，而生三子二女，皆有贤德，为世所称，似不可以乱家弃之。至于丧父长子，终身可不嫁乎？且又不言众女，皆不可晓者。”他认为女子出身于淫乱之家而不能娶，这个规定是不合情理的。而让丧父之家的长女一辈子不能嫁人也是不近人情的。对于上述“五不取”“七出”等涉及娶妻休妻的礼法条款，旧说认为出自孔子之口，吕坤予以否定。他说道：“愚谓‘五不取’以下，皆非孔子之言，而后世制礼立法，咸以是为准，然则礼由天降地出，不自人情中来矣？”他认为这些不近人情的条款本来就不是孔子的教诲，但后人却因为条款前面被冠以“孔子曰”的名头而奉之为制礼立法的准绳，这无疑是失却了古圣先贤缘人情而制礼的初心。

由于重视人情，吕坤提倡妇女不要以思夫为耻。《闺范》摘录了《诗经·伯兮》，吕坤释之云：“妇人以夫为天，故妇心以思夫为正。世俗见思夫者，则笑之以为无耻，而妇人亦讳其所思，郁郁有怀，不敢向人一道，闻姒娣姊妹嘲讪，则掩护不肯承，岂以忘夫为贤乎？岂以思他人为正乎？道之不明也久矣。”古人重视男女之别，即使夫妻之间也要言行合礼。但讲求礼法并不意味着泯灭心中的情感。吕坤肯定了妇人对丈夫的思念是正常不过的情感，谴责以之为无耻的俗人。同时，他又鼓励妇人无需强行掩饰思夫之情，可通过找人倾诉的方式（所谓“向人一道”）及时排解心中的忧思。当然，对于妇人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来表达对丈夫的爱，而非溺于私情。吕坤评论《诗经·女曰鸡鸣》时说道：“鸡鸣妇人，既以勤劳相警戒，又以静好相绸缪，非情欲之私也。望夫取友成德，服饰亦所不惜，皆道义之爱也。古贤夫妇之相与固如此。”在吕坤看来，爱的真谛并非餍足情欲，而是希望对方能成就德性。在“妇人之道”部分，吕坤就收录了“晋文齐姜”“晋伯宗妻”“齐相御妻”等贤妇，她们或规劝丈夫的德性，或助成其事业，或与之共度患难，这都是爱夫之情的正确表达方式，即吕坤所提倡的“爱夫以正”。

此外，吕坤还肯定男女之情的正当性。《闺范》在“女子之道”部分收录了“寄征人诗”和“上刑宫诗”条。吕坤明确表示，收录这两条并非因为故事中的女子及其诗作有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，而是因为她们都遇到了能体恤人情的君主。“寄征人诗”条，唐玄宗体恤宫女心意，许其出宫嫁人。“上刑宫诗”条，明成祖怜悯教坊之女，赦其从良适人。吕坤称赞两位君主的德行，认为他们能体悉人情，即使是地位卑下的宫中女子也能得幸圣恩，觅得好的夫婿。他又顺带引出了明朝的宫女制度，认为本朝允许宫女回乡嫁人，体现了明太祖能够“体天地之心，顺阴阳之气，闵人物之情”。在吕坤看来，每个女子都应该嫁人，宫女也不能例外。这种对爱情的期盼是人之常情，顺乎自然之理。换言之，不能禁止或限制男女之情，而应合理地进行引导，使之合乎阴阳之理。

（四）关于“贞”“烈”“守节”

传统女教思想的贞节观容易为现代人所诟病。在《闺范》中收录不少贞女、烈女为了守节而终身不嫁，乃至自残自杀的例子。在吕坤看来，“贞”“烈”“守节”都是应该提倡的德行。在“女子之道”中，他指出：“女子名节在一身，稍有微瑕，万善不能相掩。”诚然，在当时社会倡导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观念下，女子若稍有不慎，便会受辱终身。尽管吕坤提倡女子应当持守贞操名节，但他并不鼓励女子轻生死节。他指出：“命之不谷，时与愿违，朱颜无自免之术，白刃岂甘心之地？然而一死之外，更无良图，所谓舍生取义者也。”在他看来，以死明志的做法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的无可奈何之举。他更推崇的是通过智勇权谋的方式守持节操。如“韩氏从军”条，韩氏在元末乱世为避祸害而伪装成男子，厕身行伍间长达七年，仍能保持处子之身，不为人所知。吕坤感叹道：“慷慨以全节，勇者事也；明智以全身，智者事也。死者，无可奈何之见着耳。苟取义不必舍生，圣人岂贵死哉？若韩氏者，权而不失正者也。”

若说以死守节是无可奈何之举，不值得鼓吹，那么自残明志同样也是需要慎重斟酌的。《闺范》记载了不少自毁容貌以求守节的妇人，她们或割鼻、或截耳、或断臂，令人闻之落泪。这固然是当时盛行的风气，但吕坤并不赞同这种做法。在“令女毁形”条，吕坤评论道：“后之守义者，倘亲志可回，则全面目以见亡人，安用自残为哉！”当时妇人自残守节，大多是因为丧夫之后遭父母家人逼婚改嫁，因而吕坤认为妇人若遇到逼婚改嫁的情况，应尽量说服亲人改变想法，而不是恣意自残形体。另外，寡妇守节也容易选择自杀殉情的极端行为。对此，吕坤也是极力反对的。在上文已提及的“共世子妻”条，吕坤指出：“从一，妻道也。守志不更夫，中道也。自杀以殉，则贤者之过耳。”在外人看来轰轰烈烈的殉夫行为，吕坤认为是过当的，不符合中庸之道。

此外，吕坤还指出，在日常生活中严守男女有别的礼法，同样也要讲求变通。在“宋恭伯姬”条，伯姬在宫室失火之时，死板地遵守“保傅不侍，夜不下堂”“傅姆不俱，夜不下堂”的礼法条文，在保母已至、傅姆未及时出现的情况下，她竟然不愿避火，活活葬身在火海之中。吕坤评论道：“至于夜火延室，虽有他女同行，亦足以明心迹。处变之礼，固自如此。姬也待姆师而行，已为过慎。乃保至傅未至，竟死于火而不行焉，守礼之严，千古一人耳。君子哀其志，而又惜其昧通变之权也。”吕坤认为，在特殊情况之下应当懂得变通，当时伯姬若与其他女子一同出逃避火，也不算是违反礼法，根本无需等待保母、傅姆出迎。

综上可见，吕坤重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，关注女性的权益，体恤女性的情感。尽管《闺范》书中宣扬的教义大体没有脱离传统女教思想，但在“男尊女卑”“三从”“守节”等原则性的观念上已有所突破，这在当时可谓是一大进步。《闺范》产生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

《闺范》兼顾理论和案例，又配上了通俗易懂的简注和生动的图像，在当时极富可读性。书成付梓之后，便风靡一时。吕坤在《辩忧危竑议疏》中回忆道：“万历庚寅，余为山西观察使，观《列女传》，去其可惩，择其可法者，作《闺范》一书……余乃刻之署中，其传渐广，既而有嘉兴板、苏州板、南京板、徽州板，缙绅相赠寄，书商辄四鬻，而此书遂为闺门至宝矣。初不意书之见重于世至此也。既而内臣购诸市以进，上览而悦之，赐皇贵妃，贵妃刻诸家。”吕坤在山西编纂的《闺范》不仅索得了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作序刊行，其后更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，最终还流入了皇宫。不难想象，此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畅销读物。这大大地超出了吕坤的预期。更让吕坤意想不到的是，《闺范》传入宫中之后被当时得宠的郑贵妃改头换面、重新刊刻，他也因之被卷入一场涉及皇储废立的政治风波。可幸的是，《闺范》原本的流传并未受到这场政治风波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