纲纪不振于上，是以风俗颓弊于下，盖其为患之日久矣，而浙中为尤甚。大率习为软美之态，依阿之言，而以不分是非，不辨曲直为得计。下之事上，固不敢少忤其意，上之御下，亦不敢稍咈其情，惟其私意之所在，则千途万辙，经营计较，必得而后已。甚者以金珠为脯醢，以契券为诗文，宰相可啖则啖宰相，近习可通则通近习。惟得之求，无复廉耻。父诏其子，兄勉其弟，一用其术，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。其俗已成之后，则虽贤人君子，亦不免习于其说。一有刚毅正直、守道循理之士，出乎其间，则群议众排，指为道学之人，而加以矫激之罪。上惑圣聪，下鼓流俗。盖自朝廷之上，以及闾里之间，十数年来，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，复如崇、宣之间所谓“元祐学术”者，崇、宣，谓北宋崇宁、宣和之际也。时以司马光、苏轼等为“元祐学术”，立党人碑以禁锢之，南宋亦禁道学。排摈诋辱，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。呜呼，此岂治世之事，而尚复忍言之哉！又其甚者，乃敢诵言于众，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，虽有仗节死义之士，亦何所用。此言一播，大为识者之忧，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。夫仗节死义之士，当平居无事之时，诚若无所用者。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，盖以如此之人，临患难而能外死生，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；临患难而能尽忠节，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。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，则君心正于上，风俗美于下，足以逆折奸萌，潜消祸本，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。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。惟其平日自恃安宁，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，而专取一种无道理、无学识、重爵禄、轻名义之人，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。是以纲纪日坏，风俗日偷，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；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，平日所用之人，交臂降叛，而无一人可同患难，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人，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。以天宝之乱观之，其将相、贵戚、近幸之臣，皆已顿颡贼庭；而起兵讨贼，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，如巡、远、杲卿之流，则远方下邑，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。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，岂不能销患于未萌？巡等早见用于明皇，又何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！商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，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。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，识虑深远，决然不至有此议论，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，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，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，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。陛下视此风俗为何如，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？此今日急务之三、四也。以上变革风俗，急务之四。

至于爱养民力、修明军政之说，则民力之未裕，生于私心之未克，而宰相、台谏失职也；军政之未修，生于私心之未克，而近习得以谋帅也。是数说者，臣皆以极陈于前矣，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。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，盖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，号为岁终羡馀之数，而输之内帑。顾以其有名无实，积累挂欠，空载簿籍，不可催理者，拨还版曹。窠名，犹今日款目。版曹，今之户部也。必可指拟者，犹今日有著之款。不可催理者，犹今日无著之款。其为说曰，内帑之积，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，而版曹目今经费，已自不失岁入之数。听其言，诚甘且美矣。然自是以来二十馀年，内帑岁入不知几何，而认为私贮，典以私人。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，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，其日销月耗，以奉燕私之费者，盖不知其几何矣。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，如太祖皇帝之言哉？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，督趣日峻，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，旧法，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，谓之“破分”。诸司即行住催，版曹亦置不问，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免。自曾怀用事，始除此法，旧欠悉行拘催。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；以为未足，则又造为比较监司、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，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，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。于是中外承风，竞为苛急，监司明谕州郡，郡守明谕属邑，不必留心民事，惟务催督财赋，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。而税外无名之赋，如和买折帛、科罚、月桩之属，尚未论也。其次，则陛下所用之宰相，不能择中外大吏，而惟徇私情之厚薄；所用之台谏，不能公行纠劾，而惟快一己之爱憎。是以监司、郡守多不得人，而其贤者或以举职业、忤台谏而遭斥逐也。至于监司太多，而事权不归于一；铨法虽密，而县令未尝择人，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。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，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，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其害也。以上民力未裕。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，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，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，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，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。贵将得其姓名，即以付之军中，使自什伍以上，节次保明，称其材武堪任将帅，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。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，案牍具备，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。今军中士卒禀保而后具奏，当时盖有此例。咸丰十年，王有龄令军中将士具呈公保何桂清，请免治罪，或亦仿其例与？而岂知其谐价输钱，已若晚唐之债帅哉？只此一事，有耳者无不闻，有口者无不道，然以其门户幽深，踪迹诡秘，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，是以虽或言之，而陛下终不信也。夫将者，三军之司命，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，则彼智勇材略之人，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、宫妾之门？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，皆庸夫走卒，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，而惟克剥之是先，交结之是图矣。理直而气刚。陛下不知其然，而犹望其修明军政，激劝士卒，以强国势，岂不误哉！以上军政不修。然将帅之不得人，非独兵卒之受其弊也，推其为害之极，则又有以及乎民者。盖将帅得人，则尺籍严而蓄储羡，屯田立而漕运省。今为将帅者如此，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。至于屯田，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，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，而屯兵之众，资其拨遣，则又不免使参其务。然闻其占护军人，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，至屯则偃蹇不耕，而反为民田之害。使者文吏，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。屯田之众，须由军中拨交，屯田使者不得不令诸将参与其事。占护，犹今言霸占、袒护也。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。屯田不立，漕运烦费，水路输送曰漕，陆路输送曰运、曰转，凡物皆然，不独米粮也。诸州苗米，至或尽数起发，而无以供州兵之食，则加耗、斛面之弊纷纷而起，而民益困矣。又凡和买、折帛、科罚、月桩之类，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。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，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。今乃不然，则是置将之不善，而害足以及民也。以上置将不善而害民，因军政不修而民力愈困，急务之五、六。

凡此数者，根株深固，枝叶广阔，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，然究其本，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。圣心诚无不正，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；版曹不至甚阙，必能复破分之法，除殿最之科，以宽州县矣。圣心诚无不正，则必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，择台谏以供刺举矣。圣心诚无不正，则必能严宦官、兵将交通之禁，而以选将属宰相矣。宰相诚得其人，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，计军实、广屯田以省漕运矣。上自朝廷，下达州县，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，然后明诏宰相，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，重其责。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，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，不拘荐举之有无，不限资格之高下，而籍其姓名，使以次补最剧之县。果有治绩，则优而进之；不胜其任，则绌而退之。凡州县之间，无名非理之供，横敛巧取之政，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，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。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，则百弊皆除，贯串乎大本之一，急务之四。

至于屯田之利，则以臣愚见，当使大将募军士，使者招游民，各自为屯，不相牵制。其给授、课督、赏罚、政令，各从本司自为区处。军中自有将校可使，不须别置官吏。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，指使一二十人，以备使令。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，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，总治两司之政，而通其奏请，趣其应副。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，以行诛赏。如此，则两屯心竞，各务其功，田事可成，漕运可省，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，横敛巧取之政，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，今亦可以悉禁，民力庶乎其益裕矣。此今日急务之五、六也。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。

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缓，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。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，则虽欲惫精劳力，以求正夫六事者，亦将徒为文具，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。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，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，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。使大本诚正，急务诚修，而治效不进，国势不强，中原不复，仇敌不灭，则臣请伏钺之诛，以谢陛下。陛下虽欲赦之，臣亦不敢承也。以上归于大本之正，总结上文。

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，其与臣不同者非一，及究其实，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。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，则曰陛下之年浸高，而天下亦幸无事。年浸高而血气不能不衰，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。其欲奋厉而有为者，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，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，以此为务，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；舍此不图，则虽策厉以有为，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，亦卒归于委靡而已。凡此二说，亦皆有理，而臣辄皆以为非者。盖乐因循者，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，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；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，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。况今日之天下，又未得为无事乎！且以卫武公言之，其年九十有五矣，犹箴儆于国，以求规谏，而作《抑戒》之诗以自警，使人朝夕诵之，不离于其侧。此其年岂不甚高，而其戒谨恐惧之心，岂以是而少衰乎？况陛下视武公之年，三分未及其二，而责任之重，地位之高，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。臣虽不肖，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，而直谓其不能乎？且天下之事，非艰难多事之可忧，而宴安酖毒之可畏。政使功成治定，无一事之可为，尚当朝兢夕惕，居安虑危，而不可以少怠。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，然民贫财匮，兵惰将骄，外有强暴之寇仇，内有愁怨之军民，其他难言之患，隐于耳目之所不加，思虑之所不接者，近在堂奥之间，而远在数千里之外，何可胜数！追计其前，既未有可见之效；却顾于后，又未有可守之规，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？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。

其思奋厉者，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，颓惰之不可久，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，而至微之本心难保；中原之戎寇易逐，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。诚能先其所难，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；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，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，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。又况此事之失，已在隆兴之初，不合遽然罢兵讲和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，日滋日长，而坐薪尝胆之志，日远日忘。是以数年以来，纲维解弛，衅孽萌生，区区东南，事犹有不胜虑者，何恢复之可图乎？故臣不敢随例迎合，苟为大言以欺陛下；而所望者，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，而正心克己，以正朝廷、修政事，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，而不至于别生患害，以妨远图。盖所谓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，而真志于恢复者，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。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。

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、佛之学，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，于古先圣王之道，盖有不约而自合者。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，而于当世之务，则宁以管、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，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，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。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，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。彼老子、浮屠之说，固有疑于圣贤者矣，然其实不同者，则此以性命为真实，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。此以为实，故所谓寂然不动者，万理粲然于其中，而民彝物则，无一之不具，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则必顺其事，必循其法，而无一事之或差。彼以为空，则徒知寂灭为乐，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；徒知应物见形，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。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，则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，而治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无一事之非理。由彼之说，则其本末横分，中外断绝，虽有所谓朗澈灵通、虚静明妙者，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，颠倒运用之失也。故自古为其学者，其初无不似有可喜，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，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。是以程颢常辟之曰：“自谓穷神知化，而不足以开物成务；言为无不周遍，而实外于伦理；穷深极微，而不可以入尧、舜之道。天下之学，自非浅陋固滞，则必入于此。是谓正路之榛芜，圣门之蔽塞，辟之而后可与入道。”呜呼！此真可谓理到之言，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。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，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，至分治心、治身、治人以为三术，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，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，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。如或未以臣言为然，则圣质不为不高，学之不为不久，而所以正心、修身以及天下者，其效果安在也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？

若夫管、商功利之说，则又陋矣。陛下所以取之者，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，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，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，是以有味乎彼之言，而冀其富国强兵，或有近效耳。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，而国日益贫，兵日益弱，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，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、理财之义、文武之怒、道德之威，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，岂不误哉！今议者徒见老、佛之高，管、商之便，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者，初无新奇可喜之说，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。夫岂知其常谈之中，自有妙理；死法之中，自有活法，固非老、佛、管、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！伏惟陛下察臣之言，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。因循、奋厉、老庄、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。则知臣之所言，非臣所为之说，乃古先圣贤之说；非圣贤所为之说，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。虽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圣，颜、曾、伋、轲之贤，而有所不能违也。则于臣之言，与夫论者之说，其为取舍从违，不终日而决矣。以上驳老、佛、管、商，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。

抑臣于此，又窃有感而自悲焉，盖臣之得事陛下，于今二十有七年矣，而于其间得见陛下，数不过三。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，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；辛丑再见，又尝论之；今岁三见，而其所言又不过此。臣遐方下士，田野之人，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，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！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，区区之意，独为国家之计，而不敢自为身谋，其愚亦可见矣。然自顷以来，岁月逾迈，如川之流，一往而不复反，不惟臣之苍颜白发，已迫迟暮，而窃仰天颜，亦觉非昔时矣。臣之鄙滞，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，而陛下日新之盛德，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。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！身伏衡茅，心驰魏阙，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，敢冒万死，刳沥肺肝，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，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。以上自伤其老，感君以诚。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，则非独愚臣之幸，实宗社生灵之幸。臣熹诚惶诚恐，昧死再拜。谨言。

此篇正文一万一百一十字，公之自注夹行书写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。北宋之万言书，以苏东坡、王介甫两篇为最著；南宋之万言书，以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。文章则苏、王较健，义理则公较精。篇中约分四节：第一节，言所以不上殿入对，而仅陈奏封事之故；第二节，陈大本一端；第三节，言急务六事；第四节，辨驳当时士大夫四说。第三节所指各务，皆切中时政之得失，其戆直殆过于汲黯、魏徵，其气节之激昂，则方望溪氏以拟明季杨、左者，庶几近之。他人谏其事，公则格其心；他人攻君之失，公则并纠大臣、近臣之过。第二节、第四节所论，皆本其平日读书学道，深造有得之言，实有诸己而后以献诸君，初无一语取办于临时者，此非文士所可袭取也。惟过于冗长，似一笔书成，无修饰润色之功，故乏劲健之气、铿锵之节。其逐段夹行分注，以达未尽之意，似不可以为训，兹故置之不录。第四节辨驳四说，似不宜羼入此篇之内。学古者不可不知。

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

王守仁

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呈：伏睹《大明律》内，该载“失误军事”条，领兵官已承调遣，不依期进兵策应，若承差告报军期而违限，因而失误军机者，并斩；“从军违期”条，若军临敌境，托故违期，三日不至者，斩；“主将不固守”条，官军临阵先退，及围困敌城而逃者，斩。此皆罚典也。及查得原拟直隶、山东、江西等处征剿流贼升赏事例：一人并二人为首，就阵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，五两；二名者，十两；三名者，升实授一级，不愿者赏十两。阵亡者升一级，俱世袭，不愿者赏十两。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，升实授二级，馀功加赏。不及六名，除升一级之外，扣算赏银。三人、四人、五人以上共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，赏银十两均分；从贼一名者，赏五两均分。领军、把总等官自斩贼级，不准升赏。部下获功七十名以上者，升署一级；五百名者，升授一级；不及数者，量赏。一人捕获从贼一名者，赏银四两，二名者赏八两，三名者升一级。以次剧贼一名者，升署一级，俱不准世袭，不愿者赏五两。此皆赏格也。以上备述例载罚典赏格，皆杨璋所引。赏罚如此，宜乎人心激劝，功无不立。然而有未能者，盖以赏罚之典虽备，然罚典止行于参题之后，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；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，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也。且以岭北一道言之。四省连络，盗贼渊薮，近年以来，如贼首谢志珊、高快马、黄秀魁、池大鬓之属，不时攻城掠乡，动辄数千馀徒。每每督兵追剿，不过遥为声势，俟其解围退散，卒不能取决一战者，以无赏罚为之激劝耳。合无申明赏罚之典，今后但遇前项贼情，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，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，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。领兵官不用命者，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。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，从实开报，复勘是实，转达奏闻，一体升赏。至若生擒贼徒，鞫问明白，即时押赴市曹，斩首示众。庶使人知警畏，亦与见行事例，决不待时，无相悖戾。如此，则赏罚既明，人心激励，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，粮饷可省，事功可见矣。具呈到臣。以上录杨璋原呈。

卷查三省盗贼，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馀，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，已将数万，盖已不啻十倍于前。臣尝深求其故，询诸官僚，访诸父老，采诸道路，验诸田野，皆以为盗贼之日滋，由于招抚之太滥；招抚之太滥，由于兵力之不足；兵力之不足，由于赏罚之不行。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，臣请因是为陛下略言其故。

盗贼之性，虽皆凶顽，固亦未尝不畏诛讨。夫唯为之而诛讨不及，又从而招抚之，然后肆无所忌。盖招抚之议，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，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；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，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。南赣之盗，其始也，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，犹可聚众而与之角。鸣之于官，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，则皆置之不问，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。与，敌也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：“一与一。”谓一人敌一人也，吾乡谚语曰“个打个”。《史记》龙且曰：“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。”谓易敌也。此“与”字之古义也。阳明云“不彼与”，犹俗云“官府不敢惹他也”。益从而仇胁之，民不任其苦，知官府之不足恃，亦遂靡然而从贼，由是盗贼益无所畏，而出劫日频，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。百姓益无所恃，而从贼日众，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。夫平良有冤苦无伸，而盗贼乃无求不遂，为民者困征输之剧，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，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？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，远贼者为之乡导，处城郭者为之交援，在官府者为之间谍。其始出于避祸，其卒也从而利之，故曰盗贼之日滋，由于招抚之太滥者，此也。以上叙招抚太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