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话，周武王是够勤政的，怪不得后世儒家人物都要对他竖起大拇指。既然要把德政进行到底，就必须做出表态：裁军！

要知道武王推翻商纣，武功盖世，现在他怎么要放弃“武力”呢？在他看来，“武”的含义，就是由“止”、“戈”两个字构成的，原来武力只是制止战争的手段。在伐纣之役中，武王的嫡系军队多达四万八千人，这当然不是常备军，而是为战争而征召的，如今殷商已灭亡，也不可能养着这么多军队。于是放战马于华山之南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把召集起来的临时军队解散，把干戈兵器藏入库中。

这是昭告天下：战争结束了，和平年代到来了。

从季历到文王再到武王，周的成长就是军事扩张的过程，如今天下初定，当务之急乃是休养生息。事实上，周武王并不过多忧虑军事问题，因为在伐纣之前，天下就有八百诸侯归附周，殷商灭亡后，周王室受到的外在威胁并不大。

他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：迁都。

自古公亶父迁到岐下后，周有过两次迁都。第一次是西伯姬昌迁都于丰邑；第二次是武王迁都于镐京。但武王显然对镐京的地理位置不太满意，他要物色一块更适合的土地。为此，他考察了从三涂山到太行山一带的地形，确定了一块理想之地，位于洛水与伊水之间。周武王开始在此地筑城，这就是后来的洛邑，又称为雒（luò）邑。他甚至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邑迁往洛邑，可是迁都计划并没有实现，因为在灭商后六年（周武王十七年），这位新王朝的缔造者便与世长辞，享年五十四岁。

周武王缔造的周王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朝，尽管人们对它的兴趣远不及汉朝或唐朝。它是古代最长命的王朝，而且中国古代之核心思想，均奠基于周代，特别是东周时代（春秋战国），更是古代思想文化之登峰造极。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流派，皆创于此期，自秦以降到清，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学术可以媲美于周代，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“早熟的文明”。

三十一　管、蔡的叛乱（上）

在政治制度上，周代仍然延续了夏、商以来的分封制，但有所创新，体现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浓厚色彩。

为了使新政权深入人心，周武王不仅分封殷商王室族人，同时也没忘掉历代帝王的后人。神农氏（炎帝）的后人封于焦，黄帝的后人封于祝，帝尧的后人封于蓟，帝舜的后人封于陈，大禹的后人封于杞。这些都是所谓的“圣人”家族，尽管有些家族已经没落，但由于中国向来有祖先崇拜的传统，政治影响力尚存。在分封诸侯一事上，周武王堪称慷慨大方。

作为新王朝的缔造者，周武王不能不思考夏、商两朝中央政权存在的问题。在夏代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中央政权并没有足够的权威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政权还落入野心家手中（后羿、寒浞），这是因为中央政权的直辖区太小，遇到强有力的诸侯时，中央帝国甚至不是其对手。商汤建立商王朝后，扩大了中央直辖区的范围，中央帝国无论在土地还是人口上，都要远远大过其他诸侯。后来商的覆灭，问题便是出在没有强有力的诸侯作为屏藩。

周王朝若要长治久安，非得有强大而且忠诚的诸侯拱卫不可。要诸侯对王室忠诚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只有自家人才谈得上忠诚，当然，太师姜尚姜子牙也算得上一个。周武王如高明的棋手，在分封诸侯上足见他的远见卓识，我们且来看看他是如何做的。

武王封太师姜尚于营丘，国号为齐；封弟弟周公旦于曲阜，国号为鲁；封召公奭于燕；封弟弟叔鲜于管；封弟弟叔度于蔡。以上这几个人，是周帝国的核心人物。这里体现了怎样的政治智慧呢？周的势力原本乃是在岐下、丰邑一带，位于西方，在中部、北部、东部都缺乏影响力。武王分封诸侯的原则，便是把心腹安插在周势力薄弱的地带。在势力最薄弱的东方，安插姜太公的齐国与周王旦的鲁国；在北方则安插召公奭的燕国；在殷商旧地的中央地带，安插叔鲜的管国与叔度的蔡国。

这就如同围棋国手的布局，固然不可只争一隅之地，而必须放眼全局，把重要棋子置于四角乃至腹心。这种战略布局用意明显，只要有其他诸侯叛乱，帝国的捍卫者便可以从各个方向出击，绝不至于像殷商那么被动。在周武王之后，这个战略布局又被继承者做了改动，设两都，即西都与东都，分控西部与中部，又给予东方齐国征伐之权。如此一来，周王自西向东直到东海之滨，均取得了有力的控制权。

在这几个嫡系诸侯中，管、蔡两国负有特殊的使命，这两个诸侯国分布在殷邑附近，管叔鲜、蔡叔度的职责之一，便是监视殷商旧贵族，预防他们造反。周公旦虽然被封于鲁国，可是他并没有前往封国，周武王对这个弟弟的政治才华十分欣赏，把他留在朝廷，帮自己打点政务。因此经营东方的重任，实际上便落在姜子牙的身上。